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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有光《当代中国文字改革·序》谓：“共同语的名称也经过演变。清末民初称‘国语’（国家共同语）。五十年代称‘普通话’（汉民族共同语）。1982年的宪法规定：‘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’（全国共同语）。新加坡和海外华人称‘华语’（华人共同语）。名称不同，实质一样。”这是一个大致的、也是一个大致准确的说法。

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汪毅夫

据《清实录》，清雍正六年（1728年）八月，雍正皇帝有谕：“官员有莅民之责，其语言必使人共晓，然后可以通达民情，而办理无误。是以古者六书之制，必使谐声会意。娴习语音，所以成遵道之风，着同文之治也。朕每引见大小臣工，凡陈奏履历之时，惟有福建、广东两省之人，仍系乡音，不可通晓。夫伊等以见登仕籍之人，经赴部演礼之后，其敷奏对扬，尚有不可通晓之语，则赴任他省，又安能于宣读训谕、审断词讼，皆历历清楚，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。官民上下，语言不通，必使吏胥从中代为传述，于是添饰假借，百弊丛生，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。且此两省之人，其语言既皆不可通晓，不但伊等历任他省，不能深悉下民之情，即伊等身为编氓，亦必不能明白官长之意，是上下之情，捍格不通，其为不便实甚。但语言自幼习成，骤难改易，必徐加训导，庶几历久可通。应令福建、广东两省督、抚，转饬所属各府、州、县有司及教官，遍为传示，多方教导，务期语言明白，使人通晓，不得仍前习为乡音。则伊等将来引见殿陛，奏对可得详明，而出任他方，民情亦易于通达矣。”雍正帝说得语言明白，使人通晓。他反复强调的是各省通晓（包括君臣、官民通晓）的共同语。各省通晓的共同语在长时期里被称为官话，官话是同乡音对举的。雍正帝也确实为官员考虑：官员讲官话，“不得仍前习为乡音”，以便“引见殿陛”“赴任他省”。清代职官制度有本省人在本省不得为官的回避制度，闽、广两省之人到外省当官，不讲官话当然行不得也。遵照雍正帝的谕旨，福建（包括台湾）、广东两省办了多所传习官话的正音书院。

应该指出，清代前期也曾有“国语”之说。清人昭槤（1776—1829年）《啸亭杂录》（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）记：“乾隆中，上尝召见宗室公，宁盛额不能以国语应对。上以清语为国家根本，而宗室贵胄至有不能语者，风俗攸关甚重，因增应封宗室及近支宗室十岁以上者之小考。于十月中，钦派皇子、王、公、军机大臣等，亲为考试清语、弓马，而先命皇子较射，以为诸宗室遗式。诸宗室视其父之爵，列次考试。其优者，带领引见，上每赐花翎缎疋奖励之。其劣者，停其应封之爵以耻之。故诸宗室无不谙习弓马、清语，以备维城之选焉。”显然，乾隆皇帝所谓“国语”指清语即满语，是皇家宗室的共同语，与各省通晓的共同语官话无关。

清代末年，官话被称为普通话，也被称为国语了。1906年，语言学家朱文熊采用普通话之名。另据郑师渠《中国文化通史》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1月版），1910年，议员江谦向资政院提出一个说帖，对学部奏报的《分年筹备立宪事宜清单》中所列国语教育事项提出八点质询，其中包括：“是否主用合声字母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”、国语教育之“编订、颁布、传习、推广之期是否亦须提前赶办”。许鼎霖、严复、易宗夔、陶熔、陆宗舆等32人联署该说帖。1911年，学部召开会议，通过《统一国语办法案》。

1950年代前半期在大陆，普通话和国语都是全国共同语之名。及至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乃决定“将规范的现代汉语（同时也是中国各民族间的族际共通话）定名为普通话”。在台湾，则仍然沿用国语之名。

2001年1月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生效，该法所称“国家通用语言”是普通话。

总而言之，从各省通晓之语、国家共同语、汉民族共同语、全国共同语到国家通用语言，我国的共同语曾用名官话，现用名普通话，又名国语。

作者简介

汪毅夫先生，1950年3月出生，台湾台南人，历任上山下乡人员、邮递员、学员、教员、研究员、公务员和退休人员。学术著作有《闽台区域社会研究》等18部，300余万字。

主播介绍

高琦，资深媒体人，“京彩台湾”新媒体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，中广天下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，朝阳民革青委会副主任。录制有中宣部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》《十四五规划》等多部有声作品；朗诵代表作品《脊梁》《等待天明》由央视、新华社等媒体发布并成为网络热搜；纪录片作品有《新丝路密码》《刘亚楼》《织梦年代》等。